2014年12月30日，又到了辞旧迎新的时候，有些符号化的东西虽然不起眼，但总不至于被遗忘，比如台历、挂历。在北京南三环木樨园附近的沙子口，集中着北京密度最高的台挂历商铺。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这里聚集起来自浙江义乌和苍南的数百名台挂历商人。过去近20年，他们垄断着北京的台挂历市场。最火的时候，一个普通机关单位就能给一家店铺带来上万本的大单。但最近两年，沙子口的台挂历产业呈现断崖式的下跌，500本的单子就已经算很不错了。
记者在沙子口走访时发现，年轻人消费习惯的转变，让挂历变得不再不可或缺，更重要的是，从去年开始反腐风暴也影响到台挂历行业。就像台挂历商人老薛说的：“大型机关、国企这种往年的大客户、大单子，这两年再也没有在沙子口出现。”
沙子口是条很不起眼的斜街，就像北京南城那些等待拆改的老旧街道一样难免有些杂乱。这里和相隔不远的木樨园、大红门一起，形成了北京南部著名的小商品集散地。有人称这里是文化一条街，但多数在这里生活的老居民觉得“文化”二字有些沉重、承受不住。王老爷子就说：“嗨，什么文化一条街啊，就是有很多做印刷、印本、印画、印台历、挂历的小铺子。”
王老爷子颤颤巍巍地举起拐杖，“喏，那边一条都是”。随着拐杖望过去，有高大的“文化城”，也有低矮的门面房，隐约间能发现“台挂历”的字样。记者走过去，推开一个台挂历门面的玻璃门，很不巧，店里面有些空旷，三名工作人员正在玩扑克。其中一人有些不耐烦地说：“要什么呀？挂历？没了，不做了，准备回家了。你去隔壁那楼里问问吧，那里头多。”记者注意到，台挂历门面夹杂在礼品、标牌等其他门面中，生意冷清、客流稀少。
而在“隔壁那楼”里，保安告诉记者二楼有卖台挂历的。这是一座“文化城”，台挂历商铺曾经遍布于此，但现在要找个专卖台挂历的商铺并不容易，有些台挂历广告甚至已经斑驳或是被遮挡。二楼一角，记者终于发现了一个台挂历专卖店，这个面积超过100平米的商铺里，工作人员正在蒙头午休。商铺里没有客人，总经理老薛主动走过来招呼记者。
50多岁的老薛是一位在北京小有名气的台挂历商，他的经营规模在行业内算是中大型的。老薛是浙江义乌人，在北京的台挂历行业，来自义乌和苍南的浙江商人占据着统治级别的市场份额。即便放眼全国，以小商品生产著称的义乌和苍南，也掌控着全国绝大部分台挂历市场。
“你要从大趋势上看，现在的台挂历，肯定是不如（上世纪）90年代。”老薛说，那时候挂历不是街边小店就能买到的，得进书店，书店里挂满了美女、风景、名车的大幅挂历，“以前挂历也贵啊，跟买书似的，好几十块钱一本。”随着时代的发展，挂历的性质从必需品变成了附属赠品。
“道理很简单，以前要看日子就得看台挂历，现在都有手机了，谁还需要看台挂历？”而且，日渐提高的生活水平也让台挂历的欣赏功能丧失殆尽，“以前，大家没钱出去旅游，也买不起汽车，看看名山大川、豪华汽车也是种欣赏。现在，旅游和买车都很容易实现，也不用看着挂历解馋了。”对老薛来说，台挂历在作为赠品、福利和礼品存在时，才有商业价值，大客户多是机关、企业，“台挂历，大概是拿得出手的，最便宜的福利了吧。”
真正让老薛感觉生意做不下去的，正是因为大客户们不再光顾了。随着“八项规定”等反腐措施的落地生根，礼品市场从2012年底就开始急速走低。到了2013年10月31日，中纪委专门发出《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》，直接让台挂历市场出现断崖式下跌。
老薛说自己坚定支持反腐，但也并不避讳聊起反腐对生意的打击，“说实话，影响很大，我们挂历是微利，走量的，如果量突然下来，我们就得赔钱。”在上世纪90年代，台挂历的利润大约能达到30%左右，而且那时候挂历售价高，一本挂历就能赚十几块钱。但是现在，一本印刷精美的大挂历零售价也不过10块钱，利润更是低到10%左右，也就是卖一本才赚1块钱。老薛店里，90%以上的台挂历售价都在10块钱左右。有365页的高档日历卖95块钱，这算最贵的单品了，但卖的极少，“做做样子，好看而已。”
在反腐风暴之前，国企机关单位很喜欢用台挂历当福利或者礼品。“一万多本的单子很常见。”对老薛和他的义务同乡来说，北京这个中国大型国企和机关单位最集中的地方，无疑也是财富聚集地。
对一个台挂历商来说，最忙的就应该是眼下这些时日。有些小型的台挂历商，甚至只在沙子口租4个月的商铺——从9月到12月。12月底一过，就可以带着财富回家过年了。老薛这样的中大型台挂历商，因为跟大客户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，所以在北京常设办公室。每年春节刚过，他就要和同事们开始设计下一年的新版式，然后开始陆续给老客户投递新版式。到了夏天，8、9月份，还要参加台挂历展销会。10月，订单基本就确定了，拿着大约20%的订金，老薛的工厂就要开始加工。11月和12月，成品送到客户手里，便于客户在岁末年初派上用场。
从2013年底到现在，整整一年时间，老薛都不是很忙。2013年底，很多订单被退，因为利润微薄，20%的订金并不能支付起已经付出的印刷成本。2014年到现在，订单量还不到两年前的50%。那些大客户不再给老薛打电话了，接惯了万本大单的他，开始为一个500本的单子而兴奋。“原来我们都不爱接待散客的，现在能卖一本就卖一本，都是批发价。”
生意不好，老薛只能从产品细节上下功夫。店里的台挂历五花八门，有古典书画题材的，有主打诗词歌赋的。还有一种设计新颖的环保月历，每一页其实是一个环保购物袋，翻新撕下后，可以拿着去超市购物。老薛说，现在最好卖的是养生题材台挂历。“现在除了一些私企小客户，就靠中老年人的消费惯性了。老人家嘛最关注的还是健康，所以一些印有养生小常识的台挂历比较好卖。”
老薛很清楚，在沙子口像他这样能坚持下来的台挂历商并不太多了。“亏了的都跑了，亏得多的有好几千万，就这两年的事。”他说，现在不能指望台挂历还能赚钱，也就是维持着日常开销。精明的浙江商人并不都像老薛这样，仅满足于维持温饱状态。他的同乡甚至亲戚，多数都从台挂历行当“撤退”了，“退了的人，有些家里有大印刷厂的就改印别的东西。我觉得啊，要是退下来，那就得完全转行，再做印刷也没什么意思。”
就像老年人依然习惯买本挂历迎新年，老薛也早已经习惯靠台挂历养家糊口。他决定坚持下去，以近20年的从业经验，他判断，市场在洗牌之后也许会迎来转机。在义乌和苍南，至少有200多家从事台挂历生意的公司，这些公司多数都在北京设有办事处。但在过去两年，从浙江义乌、苍南到北京沙子口，老薛的竞争者从200多个减少到不足100个，有一半以上的台挂历公司都关门倒闭或者转行。
为了控制成本，老薛也减小了工厂、仓库和办公室规模，进行了裁员，他觉得也许在明年台挂历市场会慢慢回暖。“我们的成本主要就是房屋的租金和人力成本，现在纸张甚至降价了，因为纸张也不好卖。虽然销售量下跌了50%，但是竞争对手也减少了一半，而且照现在的趋势，还会有更多人退出这个行业。明年，台挂历的供给量肯定会大幅度下降。但是需求量基本稳定，再跌也跌不到哪里去了。这样，供求关系会慢慢对我有利起来。呵呵，当然了，我也只是推测。”
老薛笑了，聊起明年的话题，他倒是轻松了不少，毕竟，今年的生意已经告一段落，是准备回家过年的时候了。记者离开老薛店铺的时候，有一位大妈进来挑挂历，大妈希望挂历上印着“黄道吉日”，但又觉得10块钱的价钱有点小贵。老薛从挂历堆里翻出一本老式的白色日历，交到大妈手里，“送您吧，这不值钱，也没人要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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